第627章 表兄弟（第1 / 4页）

屈原《国殇》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：“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。身既死兮神以灵，魂魄毅兮为鬼雄。”与刚强英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，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。

华夏蛮夷濮越，文明程度相差很大。历史渊源各不相同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。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，动辄斩首几万，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。

对于被灭之国，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，存其宗庙，县其疆土，抚其臣民，用其贤能。即使对于蛮夷，也是相当宽厚的。

正因为如此，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，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，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，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，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，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。

应该说，这是楚国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，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。

所谓“楚人”，非但芈姓一族。楚人的上层统治者，即屈原所说的“帝高阳之苗裔”，也就是来自西北方的夏人后裔，本为游牧民族，沿汉水南下，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。

江、汉之间的土着居民，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与土着民族。

此土着之民族，自历史发展论之，当即《尧典》“窜三苗于三危”之苗民。此时其主要部分，当已随时代而西征，西征而落伍者，则当为屈原所谓之‘南人’、‘南夷’，为三苗沿途遗在沅湘辰溆间者。

从周代的情况来看，江汉沅湘一带的土着居民相当复杂，除了三苗及其遗民之外，还有越、濮、巴三族。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迁徙到这里来的。先民的迁徙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，在出现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前，迁徙是不可避免的。狩猎、采集、游牧以及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，都要求在不断的迁徙中寻求较好的生产和生活场所。

此外，部族繁衍，支系另谋发展，更是要求迁徙的原因。同族之间的“不相能”，近亲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部族之间的战争，都会引起大规模的迁徙。

“寡人为楚王，当与郢都共存亡！郢都破，则寡人身死！……”

“大王！万万不可啊！”令尹昭阳、屈原、昭鱼等一干忠心耿耿的大臣纷纷站了出来，跪求熊槐收回成命。

熊槐却是打手一挥，一脸视死如归的神色道：“诸卿不必再劝。昭阳、芈原、昭鱼三人听封！”

从土着居民的构成来说，可能还不仅是苗、越、濮、巴，而是包括“九夷八蛮”，即南中国的诸多部族和民族。他们在芈氏之族的统治下，融合成被北方人称为“荆蛮”的强大的楚民族，并建立了日益强大的楚国。

楚武王前后，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许多姬姓小国的兼并和占领，造成“汉阳诸姬，楚实尽之”的局面。

后来终于统一了长江流域，吞并了吴越，并以咄咄逼人之势，不断问鼎中原，不断兼并中原各国。

在兼并战争不断取胜的过程中，多民族的大融合，也就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。

楚人英勇善战，视死如归，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。即使战死疆场，马革裹尸，也视为光荣和自豪。